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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相信什么样的医生(转载)

我们相信什么样的医生

 

编者按:这是一个癌症患者从身陷绝境到逐步康复的亲历记,也是一位著名记者对当今中国癌症医疗体系种种利弊的观察和剖析。2007年,凌志军曾被诊断为“肺癌.脑转移”,即“肺癌晚期”。北京、上海两地名医会诊,几乎一边倒地判定.活不过三个月。他和家人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惧中。

 

癌症患者中有很多人并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,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错误的治疗。

我这样说,很多人一定不信。事实上我过去也不会这样想,直到自己也成了一个癌症病人,有了一些设身处地的体验,又有很多癌症患者的经验教训作参照,才有了这样的结论。

2007年2月,我病倒了。医生在我的颅内发现两处病灶,疑为“脑瘤”。两天后又在我的左肺发现肿瘤,由此诊断“肺癌、脑转移”的概率为98%,也可以说是“肺癌晚期”。医生当时认为我必须立即做脑瘤切除手术,否则活不过三个月了。

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和我的家人都懵了。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与死亡如此接近,同时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癌症患者的恐惧和绝望。

我一向敬仰视死如归的人。那些勇敢从容地走向死亡的癌症患者,曾深深打动了我。有一段时间,我努力说服自己,像他们那样平静地迎接死神的降临。可是说老实话,我当时想得最多的不是死,而是生。因为死毕竟不是我们的追求。

我不断地追问自己:难道癌症病人真的就没有生路?    于是我开始为自己寻找康复之路。我在一次手术中切除了左肺的恶性肿瘤,但是我一直没有接受手术切除脑瘤的治疗方案。我拒绝了一些“抗癌特效药”,也拒绝了化疗和放疗。

术后出院时。我甚至连一片药也没带回家。当我意识到肿瘤治疗领域存在着一些致命的弊端后,我开始尝试用一些纯自然的方法恢复自己的体能,而不是急于用药物围剿自己体内残存的癌细胞。这些方法在医生们看来也许什么都不是,至少算不上医学意义的治疗,而我却对它们寄托着生的希望。

令人惊讶的是,我并没有像医生预见的那样迅速走向死亡。事实上.我能感觉到死神离我越来越远。如今已经五年过去了,我仍然活着,而且越来越像个健康人。我甚至有余力去关注癌症治疗领域里的是非成败,结果竟发现了一些惊人的事实。这些事实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大多数人对于癌症的了解,同时却能印证我个人的体验。

我对自己的身体一向自信。这不仅因为每年一次的体检指标全都正常,还因为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,比如抽烟酗酒。而且我还是个喜欢运动的人,每天至少有一小时的体育锻炼。所以,当医生宣布在我的颅脑、肺叶和旰脏上都发现恶性肿瘤的时候.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与死亡如此接近!

作为癌症患者,要想不犯错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在打击袭来时,我们都会感到惶惑不定,还会无所适从。这很正常。

我们受到的威胁和压力太大,面对的蛊惑和煽动太多,即使是最具大勇大智和独立精神的人,也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看清什么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。

我们的第一个念头是到医生那里去寻求救命之道。这也很正常。我们每天接受各种各样的诊断,听到形形色色的治疗方案。听从医生看上去很自然,而拒绝医生则会显得既无理又无知。

医生有许多话很权威,也很有意义。不过,我还注意到,医生也有很多话并没有真正的价值。这些话里传达的信息常常引起我们过分的依赖,甚至误导了我们的注意力,以至朝着一个错误方向走去,而我们却还以为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

到头儿来,如果你完蛋了,你会认定是自己倒霉.绝症缠身,命该如此。你根本不会想到,如果没有这些治疗,是否也会命丧黄泉?或者说,是否会这么快这么痛苦地命丧黄泉?

如果你起死回生。你会归功于医生。你不会想到,如果没有这样一番治疗,是不是也能度过危机?

举个最常见的例子。你听了医生的劝告,迫不及待地想要切除自己身上的肿瘤,于是努力打探最好的医院,寻觅最好的外科医生。为了确保手术成功,你辗转联络熟人,牵线搭桥.甚至不惜额外花费数额庞大的金钱。终于,一切安排妥当,你被推进手术室,家人心情忐忑地等在门外。然后,医生宣布手术成功,你和你的家人皆大欢喜,都说真是不幸中的大幸。可是,你也许从来没有想过,你是不是真的应当做这次手术呢?如果没有这次手术.结局究竟是更好还是更糟呢?

我们凭什么不犯错误,或者少犯错误呢?

1.不被医生的话左右自己的心情——不论是乐观的话还是悲观的话。

2.尽可能仔细、客观地体会自己身体的变化。有没有新的不良感觉?老症状是更严重了,还是减轻了?通过医生的临床检查来验证自己的感觉是否准确,并且把你自己的感觉与医生的诊断加以对照。

3.通过直接观察和间接调查,对医生的医术和医德儆出评估,以确定医生的可信度。记住每个医生都有犯错误的可能,也会有失败的病例。了解他的犯错误的概率,和了解他的成功概率同样重要。

4.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与自己疾病有关的信息。

5.把所有信息综合在一起,判断哪些是无关紧要的,哪些有可能是错误的,哪些是正确的。哪些事应当尽快去做.哪些事应当暂缓和等待,哪些事根本不能做。

6.对那些正面作用很小。副作用却很大的治疗措施,特别慎重。

7.对那些不能肯定有正面效果、却肯定会带来副作用的治疗措施,更要慎重。

8.对那些有明显或潜在利害关联的医生提出的治疗建议.保持警惕。

9.对那些特别关心你的身份和钱包的医生提出的治疗建议“冷静面对”。

10.对那些名气很大但却过于自信轻率的医生,切不可盲目追随。

当初大多数医生都认定,我的颅内病灶属于“恶性”必须立即手术切除,否则定会贻误“最佳治疗时机”,我却执意“继续观察”不肯手术。

如今大多数医生都说,我的肺部病灶是“良性”的,可以“继续观察”,我却只相信石木兰大夫的“最悲观的”判断,迫不及待地想要躺到手术台上去。

现在看来,那一次我做对了。可这一次,我还能不犯错误吗?

我对医生始终有着强烈的选择性。我会没有保留地相信一些医生,同时对另外一些医生抱有强烈抵触的心理。不过,在大多数情形中,我只是有保留地接受一位医生,听从他的一些建议.却又放弃他的另一些建议。

遇到一位真正可以信赖的良医是一种幸运。你最好能有这种幸运,尤其是当你被宣布为“癌症患者”时,这是你的希望之源。

相反,如果你相信了一个不值得信赖的医生,那么你从一开始就种下了失败的种子。

我们到底凭什么相信或者不相信一个医生呢?当我逐渐康复起来之后,很多人都这样问我。现在就让我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。

当我看到一个夸夸其谈的医生、看到一个自以为是的医生、看到一个不懂装懂的医生、看到一个自吹自擂的医生、看到一个时不时地贬低同行的医生、看到一个不尊重病人的医生、看到一个对患者病情漫不经心却去关心人家身份地位的医生,我都会本能地生出排斥之心。

我并不认为这样的医生在专业上会很糟糕。事实上,他们有时候的确能够表现得非常聪明和机敏,也能对你的病情做出正确推断.但却总是过于轻率、武断和自以为是,而且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。让你感到即便他是对的,也只是一时聪明,没有牢靠的根基,所以,我还是不能无保留地信任他们。

因为我知道,所有的人都会犯错误,医生也是一样,而具有这些毛病的医生,犯错误的概率一定会更大,只是他们从来不会对病人提起他们的误诊误治罢了。

我很庆幸,多年来的记者生涯,促使我学习怎样由表及里地体察人的内心,因而有了一些“读人”的经验。对人的了解和辨别,帮助我认识了医生的职业特点,以及他们作为人的长处和短处。

我一直很偏执地相信,决定一个医生是否可以信赖的首要因素,不是他(她)的医术,而是他(她)的医德,越是高水平的医生就越是如此。

举个例子。棋手的胜负,在九段之内者,棋术的高下更多地具有决定意义,但是在那些进入“超一流”境界的棋手中,我看来看去,最终决定胜负的就不是棋术高下.而是做人的高下了。

有位很优秀也很诚实的外科医生曾告诉我.一台手术实际上可以分成两部分。

一部分是“责任活”。病人的肿瘤在什么部位,必须准确地找到它,剥离,切除,缝合,这是主刀医生的责任,做好了就是“手术成功”.做不好就是失职,所以每个医生都会全力以赴。

另外一个部分,叫做“良心活”。肿瘤是否有转移?转移到什么地方?什么程度?近程转移还是远程转移?这是更加困难的部分。它需要医生的专业水准和临床经验,更需要医生的良心。因为,这是可以多做可以少做甚至可以不做的部分。多做,需要医生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,冒更大的风险;少做或者不做,仍然会是一台成功的手术。可是,对于病人来说,结果却大不一样。这是因为,医生能不能把手术的这一部分做得干净彻底,关系着肿瘤的鉴别和分期,也决定着病人术后治疗的成败。

我之所以特别看重医生的道德水准,是因为这关系到我的生命。

有时候我面前的医生地位很高、头衔很光亮、名声响彻四方,而且的确医术精湛,还可以随口说出好多成功病例,但我如果感觉到此人说话行事格调不高,做人的水准值得推敲,我便不会再去看他第二次。

我一直认定,一个医术超常名气很大的医生,一定也要拥有超越常人、甚至超越一般医生的道德水准。否则,他(她)以往的成就很容易成为他(她)犯错误的原因。

让我真正信服的那些医生,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权威,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大牌,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有一番特殊关照,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说的话特别中我的意。而是因为,他们都同时拥有以下9个特点:

1.不自吹自擂。

2.不贬低同行。

3.不仅关注仪器检验结果.而且关注病人。

4.关心你的病,不关心你是多大的官.不问你有没有名、有没有钱。

5.对求医者一视同仁。

6.不自以为是,坦率地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地方。

7.不模棱两可。

8.言之有据。

9.即使已经做出结论,也会特别注意那些不支持自己结论的证据,并且根据新的证据迅速校正自己的诊断。

如果一个特别有名望的专家能做到这一点,比如周良辅大夫和石木兰大夫,我就会特别相信他们。这两位大夫,一位在上海,一位在北京.一个是神经科.一个是胸科,差别何其大!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特点:不仅不回避不忽视那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,甚至还能主动地利用最新医学技术去搜寻它们。由于新证据的出现,前者立即改变了自己的结论,后者当即把一个模棱两可的诊断变得确凿无疑。

摘编凌志军《重生手记: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》